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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历史表明，监察制度对于维持国家纲纪、纠正官邪，保证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养成彰善瘅恶的官场风气起到了积极作用，是封建专制制度自我调整、自我改进、自我补救的重要措施。

我们的司法改革需要在这个背景下来开展，因此要突破过去保守时期的运动式、宣传式的司法改革思维，勇敢而睿智地走向一个依靠外部政治改革支持，自觉实现司法体制机制全面科学转型的司法改革局面。但是目前有关文件存在两个隐患： 一是不少措施是建立在对于问题解决的简单设计上，这些措施在一段时间可能有效，但在一段时间之后又会为问题所困扰甚至滋生新的问题。

很多时候，是体制机制一变，问题自消。比较重要的举动，则有深圳、沈阳两家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迅速落成和启动，员额制的加速酝酿和试点等等。又比如，即将开展的员额制也有同样的不成熟之嫌，它本身是问题反应性的，而不是一种深入体制思考的措施，反而会带来很多现实的危机，所以目前还未推行就显示失败先兆，许多年轻有才华的法官、检察官纷纷提前跳槽，这恐怕是没有想到的。进入 龙卫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司法改革 司法规律 依法治国 。问题是，过去有很多司法改革并没有充分的政治条件作为支持，或者很多改革措施本身论证就不够科学所以就往往得不偿失。

但是我也隐约感觉到一些问题，就是改革本身不仅仅是速度问题，而更多时候是勇气加深思熟虑的问题，司法改革关系方方面面容不得出错。所以，举凡改革措施，不应该只看问题，而应该从问题解决和体制机制建设双重视角着力，二者又以体制机制为重。在一个大国之中实行人治，结果一定是分裂。

我只是想说，这种统一，并不是真正的统一，只是一种外在性的统一。各级党委书记都享有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力，甚至国家法律是否实际有效，哪些法律内容可以执行，也要看各级官员、特别是主要领导是否重视，遑论具体个案。所以，人治国家，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法治国家，法律是靠全体国民共同维护的。

法治国家，通过分权实现集权。甚至中央文件出台之后，都需要各级党委发布一个实施意见，各地对中央文件的态度，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必然取决于这些实施意见。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许多国人心头压抑多年的狂热的大国意识重新焕发，自信心爆棚。有朋友至少在三年前就提出，一个真正的大国，应该具有世界性的或经济、或政治、或文化、或制度上的影响力。不知为什么，这时不时让我想起文革中解放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世界人民的中国愿景，也促使我反思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我无意质疑秦始皇的丰功伟绩，更不打算讨论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意义。

依据这个标准，我发现，其实，长时间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只是在地理意义上成立，她的统一，只是地理上的统一，即由中央政府可指定、任命的官员所控制的区域版图构成。这样的国家，即使没有长城围着，也是统一的。法律执行不执行，是否有效，不取决于各级官员。法治的统一 唯有法治，才能形成真正的统一。

许多人认为，人治有助于建立和维护中央权威。在这个意义上，实行法治，或许也是维护国家统一所必须的。

人治国家，总是想抓住权力，结果却是权力旁落。而要达到这种意义上的国家统一，靠的不是山头主义、拉帮结派的人治，而是天南海北、共同遵守的法治。

由此形成的上下级之间的亲密关系，导致党内出现山头主义，严重时甚至山头林立，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殊不知，中央集权和中央权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每个人都可以依据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自由的选择自己的行为，并与侵犯自己权利的行为进行斗争。中学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秦始皇统一中国，主要体现在统一六国，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建立了集权制的中央帝国，将世袭贵族制改为郡县制，修筑全国性的道路。所谓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一来就不难，就是这个问题的真实写照。王朝短命，说明他制度没有吸引力。

和平时期，你好我好大家好。但还需要补充一点：一个统一的具有内在凝聚力的国家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大国。

老领导离开之前要突击提拔自己人，新领导上任之后要搞竞争上岗，还是要提拔自己人。但是，秦始皇真的统一中国了吗？焚书坑儒，说明他没有在精神上统一国家。

一个统一的国家，才可能成为真正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很难想像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会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

同时，整个国家，上层忙于结党营私，下层沉浸江湖道义，凡事只认兄弟，不讲法律。因此，下级官员需要在上级官员中找靠山，上级官员也需要忠诚的下属，否则，自己的决定无法执行、没有人执行，说话没人听[41]归纳起来，上述国家不区分拒绝宣誓或有保留的宣誓，出现上述情形，宣誓主体失去相应的当选资格。宪法宣誓是指一种遵守宪法的承诺方式，它要求宣誓主体维护并捍卫宪法，承诺以宪法和法律约束自己的行为。

另一方面，基于福利国家的出现，又要求政府权力为社会主体权利服务。《斯洛伐克共和国宪法》第104条第2款。

国民议会直接选举的公职人员应当向国民议会宣誓。《萨尔瓦多共和国宪法》第235条。

比较法会带领我们超越比利牛斯山。宣誓时，宣誓主体应手持宪法文本，向选举或任命自己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宣誓，意在表示向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

[38] 参见《墨西哥合众国政治宪法》第97条5款。此外，从宣誓对象的角度来看，许多国家规定向人民宣誓，或者向直接、间接选举的机构或组织宣誓，例如《保加利亚共和国宪法》规定总统和副总统应当依照该国宪法第76条第2款规定向国民议会宣誓，直接体现了宣誓主体权力的终极来源是人民，其必须对人民负责。从各地宪法宣誓主体的规定与实践来看，宣誓主体一般大于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这一范围。[3]以此为背景，宪法宣誓制度将忠于宪法由初始意义上的道德要求转化为具有规范效力的宪法语言，使之成为普遍的行为规范而非一时偶尔为之的善行。

四、结论 建立宪法宣誓制度符合世界通例，177个国家的现行宪法文本为构建中国宪法宣誓制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案，一些地方性也展开了有益的探索。宪法宣誓的决定属于第三种。

中国宪法宣誓制度有着充分的宪法依据，域外宪法宣誓制度与已有的地方宣誓实践为中国宪法宣誓制度的规范构建提供了充足的智识资源。认真对待权力则意味着权力授予应经受得住合宪性审查，两者相互结合，从而将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实体化、具体化。

归纳国家主席在人大会议上的讲话，结合各地的誓词内容，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不可或缺：忠于宪法和法律——愿意履行法定的义务。《决定》规定的宣誓主体是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23]这与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关：权力机关按宪法规定的程序产生一府两院，选举或任命相应的国家工作人员，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则依照法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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